五月再发三年和五年期国债 年利率为5.58%和6.15%

锋锐律师事务所的许多律师和工作人员的风格就像吴淦。

这样大额的投入，初衷当然是为了办民事，保障民生。但无论如何，公众对于政府如何花钱进行监督，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事。

可以想见，若不是审计署在今年6月启动针对这些项目的审计并随后曝光存在的问题，民众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项目的存在，更遑论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要解决惠民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外，更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将惠民项目的所有信息在网上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然而，还有许多问题是公众想知道的：目前，全国共有多少个惠民项目？究竟是哪些项目？涉及的总金额是多少？每个项目由哪些单位(部门)具体负责实施？实施状况如何？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未解的谜。尽管该研究所在申报材料中使用了大额虚假发票，但还是通过了逐级审批。从审计署公布的信息来看，其抽查的258个建设项目涉及投资总额7149.06亿元。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2015年7月28日 进入专题： 民生项目 民众监督 。例如，河南省伊洛河治理项目、宁夏灵武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以及河北省秦皇岛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地方政府部门在尚未做好工程的可行性分析的情况下，就积极向中央申报资金。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建立，与民更始，必定颁布成套法律，且可行之数百年。

以后，中国或许应当制定民法典——其实也未必，英国、美国都没有民法典，所以，有没有民法典，跟法治程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的法学家群体或有能力承担为中国人制定民法典之责任。最奇异的，即便是那些研究英美普通法的法学家，其对中国文化之态度，也没有一点点保守主义情怀。换言之，制定民法典的法学家必须对塑造国民之文化，包括对于旨在表达这文化的义理，有深切理解，同情的理解，即便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法典 。我当然人微言轻，但不能不表达这个立场。

这不能怪法学家，这是时代的悲剧：今日主流法学家，全部受教育于全盘破坏中国文化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或反传统思想甚嚣尘上之八十年代，因而完全没有接受过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教育，相反，反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运动长期包围着他们。相比较而言，民法典跟宪法性法律有很大不同这些或许用语言难以清晰表达的东西，但弥漫于法律构思之全过程，而对法条有导范作用。这样的法学家群体或有能力承担为中国人制定民法典之责任。

如何理解内嵌于这一结构-网络中的个体之权利、义务?回到塑造它的本源，或许是最为简单的办法。知识与情感的这种背离，着实令人震骇。由此我们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很多法学家在积极推动法治时，总不忘激烈抨击中国文化一番，他们相信，中国文化是法治的重大障碍;很多法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制定民法典，仅仅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民法典，可以改造国民性。还有更多学者和机构埋头起草民法典全部或局部之草案。

但这种状况，在法学领域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而严重。可以分解为两句话： 第一句话，我反对于当下这个时代制定民法典。

宪法之主体是政府组织法，说实在话，政府，你想怎么组织都是可以的。在此过程中，法学家之法律理性当然发挥重要作用。

最奇异的，即便是那些研究英美普通法的法学家，其对中国文化之态度，也没有一点点保守主义情怀。正是这一研究，引领我思考一系列先设问题：谁来制定法律?凭什么制定法律?以什么心态制定法律?我的看法是：颁布良好法律的前提是，法学足够谦卑，法律顺承国民之生活，仅予以美化、提升。但，法律理性是在给定的生活之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它只是一台显微镜而已，法学家借助这件工具，体认、理解、探究国民之生活，也即特定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各人之权利、义务。如此法学教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没有文化的法律人，真可怕。民法典与此不同，它规范国民的生活方式。以后，中国或许应当制定民法典——其实也未必，英国、美国都没有民法典，所以，有没有民法典，跟法治程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我不能不说，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家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对自己国家源远流长的观念、知识和制度，如今日中国法学那样隔膜、无知、冷漠，而充满怨恨之情。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法典 。

假定到了制定民法典的合适时机，恐怕还需要再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展开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如是，堂堂国家之法律，不再是维护公共秩序之公器，而成为某些人强制推行一己之观念的私器。

而国民之生活方式绝不是平面铺开的，不是奇迹般降临的。在年轻法学家中，已可看到变化的明显迹象，但还不足够。

当然，并非法学家如此，整个知识界、差不多所有精英，都是如此。没有民法典，国民尚可生活下去;有了民法典，国民反而要从头学习生活，中国人之间形成秩序的难度反而增大，社会治理成本反而更高。制定民法典的法学家，其工作性质类似于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不是发明物体运动的规律(law)，而是发现其中的规律。纵向对比一下，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学家，也不是这样的：毕竟，他们从小在家里接受过中国文化之教养。

不，与其说民法典规范国民的生活方式，不如说，它只是表达国民的生活方式。核心环节是，把中国文化带入法学教育中，训练法学研习者尊重、体认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绝无意于贬低法律的作用。法学家的工作，也是发现国民生活中之法律(law)，而以相对规范、连贯的法律语言表达。

这不能怪法学家，这是时代的悲剧：今日主流法学家，全部受教育于全盘破坏中国文化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或反传统思想甚嚣尘上之八十年代，因而完全没有接受过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教育，相反，反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运动长期包围着他们。换言之，制定民法典的法学家必须对塑造国民之文化，包括对于旨在表达这文化的义理，有深切理解，同情的理解，即便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或许，未来会有新一代法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体认，肯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占据着权威地位的法学大家们，与其忙着东拼西凑民法典草案，还不如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全面改造中国的法学教育。可今天，有几个法学圈以外的人知道此事、且感兴趣?国民对民法典的冷淡，难道不值得法学界和立法者深思么? 法学脱离自家文明，法律凌驾国民生活之上，吾不知其可也。但是，如此制定出来的民法典，你凭什么要求国民遵守、乃至于信仰呢?经常有法学家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不尊重法律，问题是：你在起草法律草案的时候，正眼看过国民的生活么?如果你根本没有敬畏国民生活之心，为什么要国民敬畏你的所谓法律?据说，制定民法典是一件盛事。

其结果是，学生只是法律的工程师，十分类似于秦制下的刑名吏。本人也研究过七八年法学，尤其是英格兰普通法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英格兰现代秩序生成过程中之作用，由此我深知：法治至关重要。

内涵着法律规则的国民生活方式是历史地形成的，且呈现为立体结构，而各种关系又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我当然人微言轻，但不能不表达这个立场。

由这一严重缺失，可见今日法学家与立法者之心态：制定民法典，仅关乎知识和权力，国民无与焉。最多，它是一把修剪刀，仿佛园艺工之于园林：花草树木自有其生命，园艺工只是让它们看起来更加优美而已。